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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大数据报告 (一线城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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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恢复

(一)城市活力恢复情况[1]

1. 每日城内出行强度


图21 每日城内出行强度

      统计显示,2020年2月10日至3月13日全国城内出行强度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0%。一座城市的城内出行强度是指“该城市当日出行总人数”与“该城市居住人口”比值的指数化结果,数值越大,表明城内居民出行强度越大,城市越具有活力。
      数据表明,正式复工复产以后,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工作日、周末的每日城内出行强度均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工作日出行强度明显大于周末。2月10日复工复产首日,北京、上海出行强度高于广州、深圳。经过一个多月的回温,深圳出行强度上涨幅度最大,3月20日出行强度达到复工复产首日的3.43倍,上海出行强度仍为四座城市之首,达5.65,为2月10日的2.20倍,广州出行强度较一个多月以前上升1.45倍达到3.82。

2. 每日城内出行强度恢复指数


图22 每日城内出行强度恢复指数

      城内出行强度恢复指数为“当日今年城内出行强度”与“去年农历同期出行强度”的比值,比值越高,表明出行强度较去年同期恢复越好,衡量的是城市当日的活力恢复程度。与每日城内出行强度变化趋势相似,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每日城内出行强度恢复指数以工作日、周末为界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且工作日城内活力恢复程度较周末更显著;工作日期间,复工前两周四座城市城内出行活力恢复最高的两天均由周三周四过渡到周二周三;周末期间,上海、广州、深圳周六的恢复程度均高于周日,北京则两日比较平均。
      北、上、广、深出行强度恢复指数最低的日期均为2月16日,即复工复产首周周日,分别为26.40%、26.43%、24.57%、19.68%,出行强度恢复指数最高的日期为3月11日,即复工复产第五周的周三,分别达到83.82%、120.66%、101.44%、115.95%,由于去年农历同期为周末,上海、广州、深圳恢复显著,恢复指数超过100%。

3. 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


图23 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

      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指“2月10日至某日期间该城市今年城内出行强度总和”较之“去年农历同期日期内出行强度总和”的比值,衡量一段时间内该城市城内活力恢复程度。比值越高,则表明这段时期城市城内出行情况整体恢复越好,城内活力恢复程度越高。
      以“周”为周期,2月17日即复工复产一周后,上海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达42.97%,此后稳步增长,至3月15日达62.21%。北京复工复产首周后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达41%,后续一个月涨幅较小。广州、深圳复工复产首周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分别为36.5%与28.74%,经过一个月的恢复,在3月15日城内出行强度累计恢复指数均达57%。

4. 地铁周均客运量[2]


图24 地铁周均客运量

      按工作日和周末分别统计复工复产首周至第六周北上广深地铁客运量,以“周”为单位呈现复工复产以后各城市地铁客流情况。
      复工复产首周工作日,许多公司仍旧实施“居家办公”制度,城市地铁周均客运量均较低,北上广深地铁首周工作日周均客运量分别为85.88万人次、120.68万人次、111.42万人次及39.85万人次。随着国内疫情日趋稳定,各城市到岗上班情况越来越多,上海、广州、深圳工作日周均客运量稳步上涨,至第六周工作日客运量分别达到560.92万人次、432万人次及281.03万人次。相对而言,北京将地铁客流涨幅控制在更小的范围,至第六周工作日周均客流量上涨至267万人次。
      首周周末地铁客运量为截至3月20日内客运量最低水平,北上广深客运量分别为50.7万人次、63.05万人次、71.9万人次及30.39万人次,此后上海广州涨幅较大,至复工复产第五周周末客运量均超200万人次,北京截至第五周周末客运量还未达100万人次。

(二)复工复产情况

1. 企业扶持政策[3]

      疫情的不断发展导致居民消费减少、聚集活动取消、企业业务下降等诸多问题,中小微企业面临房租、税费、信贷等生存压力,运维困难,对城市运行和安全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北上广深结合各自实际形势发布多项企业扶持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北京:精准聚焦突出行业
      2月5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除实施一些中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措施外,还精准聚焦突出行业(文化、体育、旅游、餐饮、住宿、会展、交通运输等),提出16条具体措施,可概括为“减”—符合条件可减免2月一半租金,“增”—采购远程办公设备最高补20万元,“稳”—鼓励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促”—企业有问题,可找律师专家服务团四个方面,致力于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相关措施涉及财政资金大约70亿元,将在2020年预算中予以保障。其中援企稳岗方面除了有国家层面提出的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还创新提出给予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费返还的补贴政策,据测算,这一政策需投入社会保险费30个亿,将惠及120万职工。
      上海:优化为企服务营商环境
      2月7日,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切实为各类企业减轻负担、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着力做好援企稳岗工作、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优化为企服务营商环境六个方面发布28条措施,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六稳”工作。系列政策措施高度关注参与疫情防控的重点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相关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同时兼顾延迟复工的各类企业,注重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支持各类企业在上海发展,可为上海全市企业减轻负担、降低成本300亿元以上。其中上海创新提出“优化为企服务营商环境”,主要围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从“一网通办”、信用修复、法律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服务企业工作。
      广州:发挥电商平台作用
      2月6日,广州市颁布《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过程中健康发展的十五条措施》,从加强金融支持、降低房租成本、减免缓缴税费、实施援企稳岗、加大财政支持、开展暖企行动等方面,创新推出一批政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支持广大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实现纾难解困。
      扶持对象不仅包括中小微企业,还包括全市105万户个体工商户,涵括了餐饮、商贸、交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企业和个体户。结合广州作为千年国际商贸之都的特点,提出降低专业市场租金,降低电商平台费用等特色举措。其中,援企稳岗政策预计将为企业减负约50亿元,此外,市属国有物业减免租金6亿元和市属银行让利16.5亿元,加上市财政5亿元的杠杆效应,减负总金额估计可以突破100亿元,同时增设专项资金引导银行机构、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市场、电商平台等降低融资成本、场地租金和运营费用,让中小微企业享受到更多让利减负。
      深圳:大力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2月8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提出强化对抗击疫情重点单位的服务、减免物业租金、依法依规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返还企业城镇污水处理费、减轻工商企业用电成本、依法依规延期缴纳和减免税款、帮助企业稳定现金流、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加大产业资金倾斜支持、进一步释放“四个千亿”政策红利、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保障支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加大企业职工技能培训补贴力度、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保障十六项措施,重点惠及抗击疫情重点单位、工商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突出防控疫情需要、突出纾解中小企业困难、突出强化城市运行保障、突出全社会同舟共济,给予财政支持约100亿元,可减少企业即期负担或支出超600亿元,最大力度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2. 复工进程[4]

图25 复工指数

      复工指数指“正月初七后累积活跃工作人口”与“基准活跃工作人口(基准时间为2019年12月)”的比值,比值越高,即复工复产情况越好。通过这一指数,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各座城市的复工复产情况,进而洞察经济复苏进程。
      据百度地图慧眼复工指数显示,截至3月17日,全国(除港澳台)复工指数为69.95%,较3月10日提高5.8个百分点。相较而言,北上广深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构成多元化、复工形式多样,以及疫情防控形势复杂等因素影响,目前复工指数均未达到全国(除港澳台)复工指数水平,截至3月17日复工指数分别为57.65%、69.70%、66.94%及67.74%。其中,四座城市首两周复工复产恢复进程较快,至3月3日,上海、广州、深圳复工指数均已超过50%,北京也已接近50%,此后两周保持小幅上涨趋势。

七、总结与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展示了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长处与优势,也暴露了短板与不足。进行深入反思和总结,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后如何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成为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因人口密集,流动性高,传染速度更快,特别是北上广深这类超大城市,面临着更大的疫情风险。超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某个系统的小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大风险。当超大城市遇到公共卫生危机时,还伴随着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次生风险。这需要将城市作为有机的生命体来考虑如何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精细化、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支撑则是关键。
      疫情防控已进入下半场,防控日渐常态化。一线城市仍面临较大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风险,但复工复产复课正有序推进,推动经济复苏也迫在眉睫。复盘一线城市疫情防控上半场,疫情暴露了北上广深的城市治理短板,客观上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深刻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创新应急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是灾难性事件发生,相对各类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的沉重应对代价,预防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治理策略。城市治理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有必要形成从预警、决策、指挥、执行到反馈的系统运行机制,及时做好事先预警,排查发现问题,有助于防范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早在SARS疫情后,国内曾短暂地加强对野生动物市场的整顿,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却屡禁不止,缺乏立法及执法层面有效的制度设计。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方面,基层缺少风险意识,未形成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小病易酿成大疫。因此,创新应急体制机制,推进预防行政转型,建立健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信息直通报送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构建新的风险应对和危机治理的体系与模式,提升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第二,保障基层治理资源,夯实城市网格化管理。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神经末梢”,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是成功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但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巨大的防控压力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短板。以社区治理为例,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由网格员负责,网格员承担着人员摸查、社区服务、健康宣传、行政事务等工作。然而社区人员、行政资金等都是按常态治理配置的,一个社区网格员有可能需要对数百个家庭负责,基层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城市治理普遍实行的是“市-区-街道-社区”的多层级管理结构,纵向层级过多、逐级授权和任务下压,客观上降低了疫情防控的效率,“文件抗疫”“填表抗疫”等乱象层出。基层作为社会和政府的连接点,应赋予更多资源,动员更多党员和干部下到基层,推进城市治理的层级缩减和职能整合,规范“社区+物业+业主委员会”、“网格员+志愿者+群众”等治理模式,继续夯实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升社会共治能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社会动员,包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全民居家抗“疫”,在短期内有效地遏制住疫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慈善组织、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疫情防控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慈善组织积极筹款筹物,行业组织为会员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专业服务,社会团体主动出击加强科普宣传、疏导社会情绪等。然而疫情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如参与程度有限、资源整合不足、角色定位模糊、信息不对称,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功能认知不到位等。因此,亟需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提升社会共治共管能力。
      第四,发挥大数据效能,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科技抗疫是本次疫情防控的突出亮点,大数据排查、数字经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有效地助力疫情防控。但在基层治理中,依然需要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依靠大量人力挨门挨户摸排、登记及轮班值守,体温收集靠手写,甚至对居家隔离户采取24小时“人肉盯梢”的“土办法”。大数据技术本该弥补人力不足问题,囿于基层数字化治理实战水平弱,信息化治理反而增加了基层工作者信息表格录入工作。疫情暴露了当前国内信息化治理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日常积累不足、治理理念落后等沉疴。因此,超大城市在数字化治理转型中,要充分认识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利用好大数据,加快数据平台建设,创新数据技术,打破数据割据,真正实现数据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流通与共享,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智慧化,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相关链接:
疫情防控大数据报告 (一线城市)(上)
疫情防控大数据报告 (一线城市)(中)


出品人:刘旦
项目总监:陈杰
项目统筹:黄慧婷
项目执行:郑颖琦、方诗琪、赵芸萱




[1]数据来源: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
[2]数据来源: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广州地铁官方微博、地铁客流及运输研究阿牛微博账户。注:客流数据为城市同网的“地铁”,不含不同网的有轨电车、铁路运营的市域铁路等,原始客运量数据均含进站与换入,其中北京、深圳数据包含该市多家地铁运营商数据。
[3]信息来源:各市人民政府官网
[4]数据来源:百度地图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