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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法律援助白皮书(20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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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援人基本情况

(一)案件受援人分布

       2019年全市共有55070人次获得法律援助,较2018年的24888人次增加了30182人次,其中市法援处的受援人为6559人,各区法援机构受援人为48511人。
       从案件类型上看,刑事案件援助38312人次,民事案件援助16463人次,行政案件援助295人次。刑事案件受援人的人数远远多于民事案件受援人和行政案件受援人的人数,刑事案件受援人次约为民事案件受援人次的2.33倍,约为行政案件受援人次的129.87倍。

 
图6-1 各类案件受援人次分布

(二)受援人情况分析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以及是盲、聋、哑、精神病人或者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是“弱者”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体现,除了经济层面上的困难群体外,还有因生理、心理、人身自由、文化等贫困而需要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
       2019年广州市的法律援助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少数民族、残疾人、老年人和军人军属,上述人群由于在文化、体能、智力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也常常被归为社会学上所说的“弱势群体”的范畴,这符合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的援助对象范围。
       农民工是2019年广州市法律援助对象最多的群体,共援助农民工11959人次,一方面说明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愿意寻求政府的帮助维护自身权益,其中市法援处共援助4799人次,各区法援机构援助7160人次。其次是妇女受援人,为7238人次,其中市法援处援助妇女2022人次,各区法援机构援助5216人次。农其他群体的援助情况为:援助未成年人1656人次,农民559人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400人次,老年人305人次,少数民族284人次,残疾人220人次和军人军属8人次。
 

七、法律咨询情况

(一)咨询人数

       2019年广州全市法援机构共向57619人次提供法律咨询,比2018年增加了14881人次,96.88%的咨询者通过来访的方式寻求援助。市法援处共向14326人次提供咨询服务;各区法援机构共向43293人次提供咨询服务,占比达75%。

 
图7-1法律咨询人数分布

(二)来访咨询类型

       2019年全市来访55821人次中已统计有45079人次属于以下咨询类型。咨询类型属于“其他”的有24371件,占全市已统计来访咨询人数的54.06%。咨询类型属于民事案件的有“劳动纠纷”“婚姻家庭”和“损害赔偿”。咨询数量分别为10022件、6458件和1001件,共17481件,占全市已统计来访者的38.78%。属于刑事案件共1043件,占全市已统计来访者2.31%。属于行政案件的有“请求社会保险待遇”“请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咨询数量分别为1960件、129件、91件和4件,共2184件,占全市已统计来访者4.84%。由此可见,法律咨询类型以民事案件居多,刑事案件的咨询人数最少。
 
图7-2法律咨询案件类型

(三)来访咨询人员情况

       2019年全市55821人次来访者中已统计有46330人次为以下对象:主要是农民工、妇女、老年人和农民,还有少数的少数民族、残疾人士、军人军属和未成年人。法律咨询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工,达到22311人次,占已统计对象约为48.16%,其中市法援处向5877人次的农民工提供了咨询,各区法援机构向16434人次提供了咨询,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妇女的咨询人数位列第二,有18681人次,占已统计对象约为40.32%,市法援处有5634人次,各区法援机构有13047人次,妇女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数较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当前社会,仍有部分女性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农民工和妇女的咨询人数占比之和达到88.48%,未成年人咨询人数最少,为42人,但比上一年增加了35人。
表7-1法律咨询人员情况

 

(四)咨询处理结果

       咨询处理结果有三种:“代书”“在咨询中申请法律援助”和“引导向其他渠道求助”。除“代书”外,全市共有1692件“在咨询中申请法律援助”,占比86.41%,其中市法援处276件,各区法援机构1416件。另外有266件是“引导向其他渠道求助”,占比13.59%,市法援处有39件,各区法援机构有227件。数据显示,大多数咨询者通过申请法律援助解决问题。

 
图7-3法律咨询案件处理方式

八、典型案列

典型案例一

快速援助 785名工人1756万元经济补偿金全额追回
       2019年12月20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一起涉及金额最大的特大型群体劳资纠纷终于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某钻石厂785名工人终于全部如愿,全额领取了被拖欠的经济补偿金1756万元!
       2019年4月中旬,某钻石厂无力经营决定提前解散,并终止与785名工人的劳动关系。为获得应有的经济补偿金,追讨欠缴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785名工人集体向从化区政府反映诉求,请求法律帮助。
       785人!从化法援还是第一次遇到。从化区法援处迅速制定援助方案、组建律师团队,指派有丰富群体性案件办理经验的余燕娜、刘世红两位律师带领由八位法援律师组成的办案团队承办此案,深入到工厂提供法律服务。
       因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不了解甚至误解,认为政府派来的律师是偏帮工厂的,部分工人对法援律师及法律援助服务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工作开展难度很大。经过与工人们开展大量的谈心交心,指引工人理性维权,并引导工人重新规划生活和事业,终于让工人信任法援律师,最终促成工人与厂方的调解。
       据介绍,自2019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刘世红、余燕娜两位法援律师与政府工作组成员参与协调会议23次,解答法律咨询问题达780余人次,代理协助工人置换仲裁调解书785份,协助工人与厂方签订和解协议书785份,并监督厂方及时兑现协议书中40%的经济补偿金。
       工人与厂方签订调解协议后,仅得到了40%的补偿款,虽然从化区劳动仲裁委出具了仲裁调解书,但要落实余下的60%补偿款,必须申请区法院执行仲裁调解书。为此,刘世红、余燕娜两位法援律师迅速与从化区人民法院就执行立案问题进行沟通。10月9日,经过两次拍卖,工厂的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终于成功变卖,获得5440万元。
       经过听证会和多次后续沟通后,从化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执行案的财产分配方案,支持法援律师的意见,将工人工资、经济补偿金及三期补贴、住房公积金、社保费作为第一顺位予以优先分配。2019年12月20日,从化区人民法院为工人现场办理领取执行款项的相关手续,785名工人、经济补偿金及三期补贴达1756万元的大型群体性劳资纠纷案,至此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典型案例二

上班受伤在家休养 一纸“长期旷工”解除劳动关系
工作15年员工迎来和解获赔7万元
 
         年近六旬的农民工蒋某在广州一家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企业当勤杂工长达15年。2017年,蒋某在上班期间不慎扭伤脚,医院诊断为“半月板损伤”,并被认定为工伤及九级劳动功能障碍程度。此后,蒋某根据医嘱休养在家。
       2019年7月,公司告知蒋某,因其“长期旷工”故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蒋某对公司的辞退决定不服,申请了劳动仲裁,提出了包括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等诉求。广州市法援处依法指派朱宏亮律师为蒋某提供代理法律服务。经过劳动仲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蒋某的相关诉请。
在结案将近两个月后,蒋某突然急切地询问如何申请强制执行,称其打算到仲裁委申办生效证明,请求朱律师给予指导。朱律师细问缘由,才知是公司尚未赔付款项、蒋某心中焦虑,但又沟通不畅。
经过与公司工作人员沟通、了解情况,朱律师找到了双方误会的症结。在朱律师的不懈努力下,双方终于打开心结,友好处理结算赔付款项,并且就其他潜在争议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和解金额达70000元。


典型案例三

因工伤被解除劳动合同
维权7年终获补偿50万化积怨
        2019年3月5日,残疾人冯某(肢体三级)走进白云区法援服务大厅寻求法律帮助。经审查,冯某符合法援申请条件。当日,白云区法援处依法指派任丹律师承办该案。
       原来,冯某于2018年3月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多次协商未果,寄望于通过诉讼维持与公司的劳动关系。经任律师了解,冯某在2012年发生工伤(经鉴定为六级伤残),历经多次仲裁和诉讼,才拿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评定为六级伤残的,可享有一次性补偿金、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上述规定。
       开庭当天,用人单位提交了一项新证据证明冯某曾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甚至为此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过,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据此解除与冯某的劳动合同并不违法。由于冯某此前并未如实告知相关情况,代理工作陷入被动。经综合考量分析,任律师认为本案夹杂着单位与冯某之间的积怨,只有和解、调解才是最好的化解方式。冯某考虑后同意调解,但坚持要单位补偿80万,双方僵持不下。
       面对困局,任律师从情、理、法多个角度主动找公司负责人,深入分析遭遇工伤的冯某不只是身心受创,其合法的工伤待遇通过仲裁、诉讼的方式历经七年维权,公司的处理方式加剧了他的情感对抗。为避免冯某做出更加偏激的行为,建议公司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化解双方的积怨。
       几经考量和反复沟通,公司和冯某同意以50万一揽子解决。2019年5月28日,双方在市仲裁委达成调解协议,当场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付清相关款项。
 


典型案例四

丈夫离家出走致妻身体残疾靠亲属救济生活
法援暖心服务助孩子获丈夫抚养费
       2019年9月4日,白云区法援处工作人员在辖区钟落潭镇“重点村党员群众接访日”活动中接待了某村一位现年38岁的妇女廖某。据廖某反映,八年前其丈夫抛弃妻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导致其精神失常(精神二级残疾),加之其有先天性心脏病、劳动能力差,廖某只能与女儿寄住在同村的父母家里,靠亲属的救济生活,她希望通过诉讼离婚后办理低保。
       白云区法援处工作人员认为,由于廖某没有其丈夫任何的身份资料,案件的管辖和立案就成了当事人面临的最大难题。为维护廖某合法权益,工作人员当即与钟落潭镇民政、五龙岗村委等职能部门联动,陪同廖某到镇政府服务中心查询获取廖某婚姻档案等材料,开通“绿色通道”并指派温燕萍律师承办。
      开庭前的一个多月里,廖某曾多次谈到该案虽然起诉了,但由于她身体残疾,又有心脏病,担心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已经离家多年对家庭不闻不问的丈夫,怕丈夫抢走女儿的抚养权甚至报复,一度想要放弃。
11月27日开庭当天,廖某情绪失控一直掉眼泪,担心丈夫抢走孩子的抚养权。幸运的是,在法官和法援律师的大力促成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白云区人民法院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廖某,同时要求对方每个月支付800元抚养费。

典型案例五

拖欠96名员工工资210万元达3年
从化法援快速援助全额追讨欠薪获赠锦旗
       黄某等96人系广州某公司员工。该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是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大部分员工都是人到中年,基本都是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部分员工甚至是家庭唯一经济支柱,一家大小依赖每个月的工资生存。
       由于原材料以及国际市场的不稳定,该公司在2017年就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并在2017年8月解除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经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依法确认黄某等96名工人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合计为3795561.03元。事后,该公司再次聘请老员工们回来继续工作,但好景不长,该公司没多久又陷入资金周转不畅的情况,导致该公司在未支付2017年仲裁调解款项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又拖欠96名员工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劳动报酬140多万元。
       2019年4月,多次讨薪无果的员工万般无奈之下,选择集体罢工,并请求法律帮助。从化区司法局高度重视,指派工作人员开展实地调查了解案件详情。从化区法援处开通“绿色通道”,指派赖剑波律师代理该案。
       得知该公司部分价值较高的厂房以及地皮被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查封多时,却未及时进行拍卖等情况后,赖剑波多次与从化区人民法院及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共同协商提出“应优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将被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查封的公司资产移交给从化区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的建议被从化区法援处及时采纳。
       7月6日,从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司的厂房以及地皮依法进行公开拍卖,价值达3900余万元。7月28日,96名员工依法拿到了被公司拖欠长达3年之久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典型案例六

驾车侧翻致车内亲儿不幸死亡
广州法援全力助其获保险赔偿11万
      2018年11月26日,阳某因不服法院判决结果,来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服务大厅,申请法律援助,想上诉请求改判。经了解,阳某系老家镇政府扶贫办劳务输出,介绍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务工,其妻子刘某属精神二级残疾人,又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家庭非常困难。
      接到法援申请后,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刘海玉律师代理阳某、刘某上诉事宜。刘律师了解到,2018年2月3日,阳某驾驶一辆拖拉机搭乘其儿子阳某勇出行,没想到车辆驶出路外侧翻至公路边水沟,阳某勇从副驾驶室甩出车外,被阳某自己驾驶的拖拉机撞压,造成阳某勇当场死亡。
       悲剧发生后,阳某依据保险单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该保险公司认为不符合理赔的条件,拒绝理赔,申请人阳某、刘某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审理认为,交通事故发生时,阳某勇并没有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的情形,交通事故发生时其仍应当是“车上人员”。认为案件不符合机动车交强险适用条件,从而驳回原告阳某、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深入了解,刘律师认为一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能从“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该案要想胜诉,必须找到新的证据,以证明阳某勇从车的副驾驶室抛出后,不是被车辆侧翻后压死,而是被抛出后又被该车行驶中撞压致死。
       随后,刘律师与阳某进一步深入交谈,协助阳某从湖南省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当时处理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和《交通事故现场图》,并以这两份新的证据,论证该案完全符合“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同时建议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为其出具《请求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2019年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庭审后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失败。3月26日,法院作出判决结果,认为受害人阳某勇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尤其是被撞压之时已经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保险公司对其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保险公司赔偿阳某、刘某110000元。


典型案例七

深圳公司解雇员工引发劳资纠纷
广州法援助力员工追回经济补偿200万
       2019年6月11日,来自深圳某公司的陈某等54名员工,来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咨询律师并请求法律帮助。当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依法指派刘玉芳律师承办。经了解,因经营困难和公司股东意见不一致,导致公司没有款项发放员工工资,但据反映公司股东经济实力还较好。
       而在准备立案材料时,刘律师发现,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已经发生变更,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更换,给员工维权增加了难度。
       为维护54名员工合法权益,律师将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社会保险及工资均由该公司缴纳和发放)作为共同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请求金额达700多万元。
       9月24日,案件开庭。庭审前,双方协商调解事宜,员工提出,对于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额可以商谈,但因公司履行能力较低,要求调解款项即时履行。但深圳公司提出按实际工作天数支付工资,对于入职半年以上的员工,用人单位同意支付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对于入职半年以下的员工,用人单位同意按半个月工资支付,支付时间是签署调解书后一个月。考虑到广东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均同意责任由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9月27日,8名员工经过慎重考虑,同意用人单位的调解方案,与用人单位达成调解,并签署仲裁调解书。10月29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2名“准妈妈”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用人单位支付2名“准妈妈”工作期间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离职至开庭日工资、2018年年底双薪等共计371096.26元,2名“准妈妈”对这一裁决结果满意。11月22日用人单位支付完毕调解款项共计82.7万元。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一起拖欠劳动者报酬的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典型案例八

依法讨薪32万元 市法援处助力18位女农民工返乡过年
       2018年10月10日,梁某等23位农民工(其中21位为女性)情绪激动地相约来到市法援服务大厅寻求法律援助。
经了解,她们均系广东某公司农民工,除几位主管月工资超过4000元之外,其余多数女工月工资才2000多元,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可没想到,2018年6月以来,公司不仅连续4个多月没有给她们发工资了,而且还停止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生活一下陷入困难。
       得知情况后,市法援处指派刘海玉律师代理该案,并指导大家做好劳动仲裁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材料。2018年10月15日,刘律师带着23位农民工集体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申请仲裁。
       2018年11月5日,市仲裁委安排开庭,但因厂方董事长故意找种种借口拖延时间,庭审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市仲裁委同意再给公司10天时间准备证据材料。12月17日,刘律师收到市仲裁委送达的劳动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支持了23位农民工追索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全部仲裁请求,其中18位女农民工为终局裁决、5位农民工为非终局裁决。
       2019年1月3日,刘律师指导终局裁决的18位女农民工向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18日,某区人民法院快速执行到位,18位女农民工最终拿回全部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32万余元,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返乡过年。
 

典型案例九

法律援助施援手  工伤赔偿解忧愁
        龚某入职增城区某橡胶厂,2017年4月,龚某在车间工作时,不慎被机器打伤,并被送往增城区石滩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龚某申请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伤残十级。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7年6月10日。
       事件发生后,橡胶厂支付完毕龚某的医药费之后,拒不支付龚某一次性伤残补助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龚某多次找工厂协商要求支付其上述赔偿金,但厂方认为,在龚某过了停工留薪期后厂里已持续支付过龚某一段时间的工资,认为其已经支付了龚某的工伤赔偿金,拒绝了龚某的要求。无奈之下,龚某只能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定增城区该橡胶厂支付龚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94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2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6800元。
       对于仲裁结果,橡胶厂不服仲裁裁决向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维持了仲裁裁决,橡胶厂又依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龚某特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援助,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受理案件后,指派崔亚娟律师承办该案,庭审中崔律师特别指出,橡胶厂如果认为多给龚某发了工资,可以另行起诉要求龚某退还多发的工资,在本案中,某橡胶厂必须依法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依法支付龚某工伤赔偿金。该观点被二审法院采纳,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典型案例十

祸不单行工伤后遭公司无理辞退
雪中送炭法律援助给力讨回公道
       2007年12月25日,邢某入职番禺区一家五金公司,任职制造部冲床工。2010年11月10日,邢某在进行冲压机生产时,被冲压机压断双手拇指,医院为减轻其双手受伤对生活的影响,将其脚趾移植到手指处接驳,但后来脚趾又因为术后感染常年囊肿溃烂,双手连筷子都无法抓稳,行路更是一颠一瘸。经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邢某受伤属于工伤。经鉴定,邢某的伤残等级为6级。
       自邢某受伤后,五金公司长期拒不依法发放伤残津贴,邢某无奈之下每年均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追讨伤残津贴。2016年9月15日,五金公司突然向邢某寄发通知强行要求其回公司上班,但因邢某身体原因无法回公司,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希望公司会体谅他的悲惨遭遇,能够主动向他支付伤残津贴。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公司单方强行解除劳动关系。邢某失去唯一生活经济来源。
       无奈之下,他先后到番禺区残联和法援处寻求帮助。番禺区法援处指派甘国良和姚永志两位律师承办此案。12月14日,两位法援律师协助邢某提起劳动仲裁,裁请五金公司向邢某支付2015年10月11日至2016年12月2日期间的伤残津贴26024.66元。五金公司答辩称,因邢某的身体早已恢复且拒不回公司上班,公司于2016年9月15日发函合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无需再向邢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之后的伤残津贴。
       2017年2月9日,番禺区仲裁委开庭审理,裁决确认邢某不履行劳动义务,五金公司已于2016年9月15日合法解除与邢某的劳动关系,五金公司仅需支付邢某2015年10月11日至2016年9月15日期间的伤残津贴共计21160.83元。
仲裁裁决作出后没多久,五金公司竟然立即向邢某转账支付了伤残津贴21160.83元,并且主动向邢某提出,公司愿意按照相关规定向邢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要求邢某向公司提供资料办理手续,静待公司审批,并且要求邢某不要再去起诉。
       两位法援律师了解情况后,敏锐地察觉到背后可能有巨大“阴谋”和巨大风险,最终可能导致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补助金无法兑现,并建议邢某到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事后,五金公司果然在拖延一段时间之后,以一句“公司最终不批准为由”拒绝支付两项补助金。
      2017年12月8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五金公司向邢某支付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2日期间的伤残津贴26024.66元。一审判决后,五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五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链接:广州法律援助白皮书(2019)(上)